2015年高考历史备考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条件指导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广泛传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条件和过程同学们都是需要了解掌握的。下面学大为大家提供的是2015年高考历史备考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条件指导，希望同学们能够掌握这部分内容。

一是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五四以前，也曾有过一些社团，如1919年4月毛泽东等组织的“新民学会”等。五四以后，社团大批涌现。如李大钊团结一些进步学生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等组织了“觉悟社”;恽代英等组织了“利群书社”、“共存社”;王烬美、邓恩铭等组织了“励新学会”;阮啸仙等组织了“新学生社”;赵世炎等组织了“少年学会”，等等。凡是学校和知识分子较多的地方，几乎都有社团组织。讨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这些社团的重要议题。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稍后又开始出现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类似的组织。

二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大量涌现。除五四前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外，五四后，各种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其中主要有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李大钊主编的《少年中国》，周恩来等创办的《觉悟》，瞿秋白等创办的《新社会》，以及上海的《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湖北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四川的《星期日》，浙江的《教育潮》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五四后的一年中，全国新创办报刊400多种，其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刊物就达200多种。

三是大量发表了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大批进步刊物的创办，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它们以大量的篇幅刊发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译载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原著。特别是1919年5月(实际出版为9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推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出了一系列介绍、讨论和批评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包括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中国人最早较系统、较全面、也较好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从1919年5月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仅《新青年》刊载的有关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问题及中国工人运动的论文、通讯等，就多达137篇。

四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开始出版。五四运动时期，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被翻译出版，仅《新青年》杂志社就出版了8本书。1920年8月，陈望道全译本《共产党宣言》(陈独秀、李汉俊校对)，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用3号铅字刊印出版，受到进步思想界的热烈欢迎。初版的千余本，很快就销售一空。9月又重印了一次。许多读者投书讯问求购。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还将《共产党宣言》中的口号抄在贺年片上上街散发，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皮明庥：《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同年，马克思的《资本论自叙》、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也出版了。在这一时期，列宁的一些著作也开始被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无疑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1843年(鸦片战争后3年)，但由1843年到1917年，74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帝国主义，什么马克思主义。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

在我们国家，从一般人“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到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形成传播高潮，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呢ω我们认为，这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但更为重要的则在于深藏于中国当时的社会和历史之中的各种客观因素。

首先，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从根本上说，是适应了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一度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直到义和团运动，可以说是前仆后继的，但都未能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悲惨境地。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却又以同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也没有受到削弱;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连孙中山也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是失败了。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沉浸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并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灵丹妙药。多党制、议会制这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在民国初年都尝试过，结果却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而只是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形式。旧的路走不通了，这就迫使人们去寻找新的出路;旧的思想武器不行了，这就迫使人们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

这种情形，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70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3—1514页)当种种思想、学说、主义都显得无能为力之时，先进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研究它、宣传它，无疑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符合了中国革命的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迅速广泛传播的一个根本条件。

第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觉醒。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壮大起来的。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仍然是封建经济制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那时，民族资本主义虽有一定发展，但还非常微弱，与此相应的是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很微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稍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掠夺，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从而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随之成长壮大起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民族工业(包括官办)计有工厂698家，产业工人只有60余万人。到1919年，工厂增至1759家，产业工人增至200余万人。此外，当时还有1000余万城市手工业雇佣劳动者和店员。

随着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工人的斗争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国工人已经从实践中逐渐学会运用罢工这个武器，并在斗争中开始意识到“共同反抗”的意义。在从1895年至1913年的18年间，中国工人进行的罢工斗争有70余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据不完全统计，1916年罢工17次，1917年21次，1918年30次，即3年间就有68次。罢工斗争次数的增多，说明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如1916年，天津工人反对法帝国主义势力侵吞连接法租界的老西开地区的罢工斗争，不但英勇顽强，而且组织得好，坚持了五六个月，迫使法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放弃完全侵占老西开的计划。尽管这个时期的工人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大多数还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这时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仍然是一个自在的阶级。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历史新时期。“六·三”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当时，工人罢工虽然是自发的，但是中国工人阶级以它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寻找科学的精神武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阶级基础。也就是说，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深厚的阶级土壤，接受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内在的政治要求。只有借助马克思主义，中国工人阶级才能从自在的阶级转化为自为的阶级，进而担负起革命领导阶级的时代使命。正是在这种势态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得以真正广泛的传播，并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都曾努力宣传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但是都没有对封建思想进行比较系统的、彻底的批判。辛亥革命后，军阀势力为维护自己的统治，继续利用封建传统思想，竭力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袁世凯颁布《祭孔告令》，声称“孔孟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是立国的根本，在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创刊第1卷名为《青年》杂志)。以此为标志，逐渐兴起了一场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初期思想家们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缺乏一次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为了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他们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用“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的思想来取代陈腐朽败的思想，以求得“思想的解放”。这时思想家们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虽然他们自身也有弱点和不足，包括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倾向，但是他们的斗争毕竟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从而为适合于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并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

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迅猛发展有力地冲破了封建主义的思想禁锢，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各种学说竞起争鸣的形势下逐渐以它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爆发后，随着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愈来愈大，并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潮流。事实上，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新文化运动便逐渐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正是在这一思想运动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步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并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

第四，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辛亥革命失败后，当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重新探索中国出路的时候，俄国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的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继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之后，又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俄国十月革命前，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思想界中已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介绍到中国来。但那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也没有为人民所重视。十月革命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俄国地大人多，经济文化落后，在沙皇统治时期政治腐朽，国情与中国有许多近似之处，又是中国的近邻。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就不能不在中国产生强烈的反响，从而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倾向于社会主义，推动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毛泽东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就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一年半，中国即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民一方面看到的是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地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包括1919年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主权的损害;另一方面看到的则是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特权。这一鲜明的对比，无疑更会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倾向于社会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也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很重要的，上文学大为大家提供的是2015年高考历史备考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条件指导，希望同学们能够了解。